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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管理

       只要有机会坐火车,李子勋都会格外留意邻座“车友”的一举一动。通过过去几年的乘车经历,他发现,能在火车上“聊大天儿”的人越来越少了。
       “看书的、沏茶的、泡面的、听音乐的,当然最多的还是低头玩手机的。”李子勋说,过去还能和邻座、邻铺的人搭两句嘴,开个玩笑,冷不丁还真能遇上几个交心朋友,但如今的车厢里,却满是“时间满档”的匆匆过客。
       “把自己搞成忙人样儿,不就是现在所有人的状态吗?”他有时候会这样反问自己,不过更多时候却是向社会发问:
       抓紧时间是好事,但刻意排满日程真的就是现代生活哲学?
       安排时间是好事,但是瞎忙真的就意味着在享受生活?
       反对浪费时间是好事,但过于精算那些需要节省下来的闲散时光,真的是活得精致、过得洒脱、出落得成功的一种佐证?
       最后他想通了。
       “中国人的‘时间商’有限。我们直面时间时展现出的态度,暴露了这个社会隐藏至深的沉疴和隐患。”
        中国人始终强调精英文化,却直接拒绝了缓慢、多元的生活方式。
       发现中国现阶段各群体在时间分配方面的问题后,李子勋试图深度剖析这些问题的成因。
       在国外,见面打招呼是常态,开会畅所欲言是常态,对生活中细致入微小情调的追寻也是常态,李子勋认为这是有效分配时间的一种方式。
       “和陌生人问好让你的一天从微笑开始,开会快言快语让工作效率提高,追求生活情趣是在直接提高生活质量。”
       相比之下,中国人的“停不下”“急匆匆”和“等不得”,则让看似合理分配的时间失去了本来的意义。
     《新周刊》曾在2010年以“急之国”为题,对“中国人为什么失去了慢的能力”进行过追问。李子勋认为如今的中国社会非但没有解决“慢不下来”的问题,反而在快速向前奔跑的路上愈行愈远。
       “国人对时间效率过分看重的心态,从改革开放起就开始出现。”李子勋说。
       在他看来,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就像放闸,闸门打开了,人心思变,大家都往前冲,时间被货币化,时间就是金钱,运用时间的效率和生命同等重要。
       这当然迅速解决了当时国内积贫积弱的经济状态,但当我们把时间和精力过多投入经济发展时,文化道德层面却被抛在了身后。
       “能量向来守恒。所以中国经济上去了,但始终无法腾出过多时间和空间深耕文化和道德领域。现在国人可能也想停下来喘口气,但发现已经停不下来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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