只要有机会坐火车，李子勋都会格外留意邻座“车友”的一举一动。通过过去几年的乘车经历，他发现，能在火车上“聊大天儿”的人越来越少了。
“看书的、沏茶的、泡面的、听音乐的，当然最多的还是低头玩手机的。”李子勋说，过去还能和邻座、邻铺的人搭两句嘴，开个玩笑，冷不丁还真能遇上几个交心朋友，但如今的车厢里，却满是“时间满档”的匆匆过客。
“把自己搞成忙人样儿，不就是现在所有人的状态吗？”他有时候会这样反问自己，不过更多时候却是向社会发问：
抓紧时间是好事，但刻意排满日程真的就是现代生活哲学？
安排时间是好事，但是瞎忙真的就意味着在享受生活？
反对浪费时间是好事，但过于精算那些需要节省下来的闲散时光，真的是活得精致、过得洒脱、出落得成功的一种佐证？
最后他想通了。
“中国人的‘时间商’有限。我们直面时间时展现出的态度，暴露了这个社会隐藏至深的沉疴和隐患。”
中国人始终强调精英文化，却直接拒绝了缓慢、多元的生活方式。
发现中国现阶段各群体在时间分配方面的问题后，李子勋试图深度剖析这些问题的成因。
在国外，见面打招呼是常态，开会畅所欲言是常态，对生活中细致入微小情调的追寻也是常态，李子勋认为这是有效分配时间的一种方式。
“和陌生人问好让你的一天从微笑开始，开会快言快语让工作效率提高，追求生活情趣是在直接提高生活质量。”
相比之下，中国人的“停不下”“急匆匆”和“等不得”，则让看似合理分配的时间失去了本来的意义。
《新周刊》曾在2010年以“急之国”为题，对“中国人为什么失去了慢的能力”进行过追问。李子勋认为如今的中国社会非但没有解决“慢不下来”的问题，反而在快速向前奔跑的路上愈行愈远。
“国人对时间效率过分看重的心态，从改革开放起就开始出现。”李子勋说。
在他看来，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就像放闸，闸门打开了，人心思变，大家都往前冲，时间被货币化，时间就是金钱，运用时间的效率和生命同等重要。
这当然迅速解决了当时国内积贫积弱的经济状态，但当我们把时间和精力过多投入经济发展时，文化道德层面却被抛在了身后。
“能量向来守恒。所以中国经济上去了，但始终无法腾出过多时间和空间深耕文化和道德领域。现在国人可能也想停下来喘口气，但发现已经停不下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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